苏东坡突围原文

发布时间:2015/1/11 10:31:00 编辑:goodook 手机版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
  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
  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
  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
  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
  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苏轼传(节选)林雨堂著
  (《苏轼传》以时间为序,分童年和青年、壮年、老年、流入岁月四卷,共28章。传前有序,叙述为文情由,兹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下面选录的是第四章与第十五章,感兴趣的同学可找全文阅读)
  第四章 应试
  在苏东坡兄弟年二十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免的事,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晋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时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得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的眼光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时十五岁,住家在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四十七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询把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席。但是老苏意犹未足。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相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两月有余。
  在仁宗嘉佑元年(一○五六)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倚邀请至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
  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谍,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二百里(今日之陇海铁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
  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一百三十里,建立西都,用以扼制经军事要隘渲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是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番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塘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塘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展,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州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止北方异族的南侵。
  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藉以防止纳贿或询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闺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三个男人晋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宝地。这个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
  苏洵在祭妻文里说: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称。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感叹折节,以至今日……有错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混,不日来归。
  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岳家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一○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足展苏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考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细叙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满期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枢安派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出发之前,苏询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八○)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唱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一○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得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十月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做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阮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履,
  腐儒奋粮支百年,力耕不受众肾价,
  会当作活径千步,横断西北这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杯,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鬓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头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拱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韩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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